“滇国相印”封泥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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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蒙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的蒋志龙先生相告，他在晋宁河泊所发掘的最新成果——发现了一枚“滇王相印”的封泥。这是滇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对滇国的社会形态及西汉中央对云南的管理等问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与“滇王之印”的出土相提并论，非常期待发掘报告的刊行或出版。2020年2月14日，国内许多主流媒体相继公布了“滇国相印”封泥出土的消息，并根据蒋志龙先生提供的部分资料进行了公开报道。公布的材料简单介绍了河泊所遗址发现“滇国相印”封泥的情况。“在废弃的41号河道中清理了90号灰坑，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他铜质和石质的文物。‘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从这些材料推测，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

“滇国相印”封泥虽然是从灰坑中出土，但年代可以考证。《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集解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文献通考》载：“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数用五。纪注云：‘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即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改诸卿及守、相等官印印文五字，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这是古印鉴定的重要标尺。对比“滇国相印”封泥为四字官印，可知“滇国相印”的铸造时间下限可确定在公元前104年之前，而上限应在滇王降汉之时(公元前109年)。至于该封泥具体使用时间目前不可考，或等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后。
“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是滇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和“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为我们揭开滇国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这是出土文物上第一次出现“滇国”两个字，补充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不足。在“滇国”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了“相”这一职位，证明了西汉时期中央对“滇国”的有效管理及建立的行政管理体系。对“滇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滇国与中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从国家形态来看，“滇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似一个“酋邦”或“方国”。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滇王王印，设立益州郡后，其国家形态发展进程被打断。从一个相对独立的“酋邦”“方国”变成了中央郡县制下的“王国”或“侯国”。具体到西汉的政治体制中，“滇王”到底是什么样的“王”，“滇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从已经公布的考古材料和新出的“滇国相印”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推究一二。
按照汉代诸侯王的等级应给予滇王“金玺”，而实际赐予的是次一级的“金印”，比诸侯王次一级的是列侯，这点前人已经考证过。“其介乎王与列侯之间，正好说明滇王只是一个实际地位相当于西汉王朝列侯的小王。”然从滇王墓葬出土器物等级来看，其与列侯水平也颇有差距。我们再从滇王墓出土的玉衣、玉璧两个侧面来认识滇王的等级问题。滇王墓出土玉衣并不完整、玉壁数量仅1枚。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滇王虽有“王”之称谓，实际上最多享受“列侯”等级的待遇。
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玉衣分别由69片玉片以及97片未穿孔玉片组成。69片玉片可组成与人眼、鼻、嘴部吻合的形状，除了10片眼、鼻、嘴等部位的特殊片块外，其余每片均光洁滑润，角、边均有穿孔，孔径小，片体薄。另有97片未穿孔玉片组成胸前的玉衣部分，这些玉片由残破的玉璧或其他玉器残件改制而成，边角均无供穿缀的孔洞，呈长方形、弧边三角形。色泽多呈灰褐绿、灰乳白色，玉质与前69片相比显得较差，制作相对粗糙。这称为“玉衣”并不准确，只能说是不完整的玉衣。郑绍宗先生认为汉代玉衣完整与否，“实际这不一定是发展方面的问题，而很可能是由死者的地位来决定的。”他还列举了出土了不完整玉衣的山东临沂西汉刘疵墓为例，“刘疵墓为小型，单室，石砌非常简陋，这些反映其地位和身份的低下。”

从玉璧的数量来看，滇王也不是诸侯王的级别。“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玉璧数量一般较多。有学者推测随葬20块以上的玉璧，可能是两汉诸侯王墓玉璧的随葬制度，……未经扰动的列侯墓中出土玉璧最多不超过5块，常见仅以1~2块玉璧随葬，明显少于诸侯王墓。”石寨山6号墓出土玉璧共3件，一件素面无纹饰，另外两件中心穿孔处为凸沿镯形状，不过因尺寸较大，故仍以玉璧名之。确定了滇王实际享受“列侯”的待遇，那么顺理成章的“滇国”被中央册封的对应地位应是“侯国”而非“王国”。依照西汉的政策规定，汉武帝时滇国应该是在郡守的管理之下的。“汉初，侯国直辖于中央，列侯掌治其国，除侯国令长外，长吏和家吏两个系统的官员当由列侯亲自任免。武帝以后改所食国令长为相，侯国别属汉郡。侯国行政系统中相、丞、尉诸长吏和家吏系统中的侯家丞都是二百石以上官员，必为中央统一任免；两个系统中百石佐吏，如乡有秩、官有秩、仆、门大夫、行人等当为郡统一调配。家吏系统中的洗马、中庶子为斗食小吏，列侯似有权调补。”目前滇国行政系统中仅仅见到“相”，是否有其他官吏还有待考古新发现。与滇国相印封泥一起出土的“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或许就是丞、尉诸长吏等人的名字。石寨山曾出土过“胜西”等汉印，其人或许可以归入滇王的家吏中，按政策这是滇王可以自主安排的小官。
益州郡与滇国是中央“郡国并行制”的具体实施。但益州郡属于“初郡”，非普通郡县；滇国也不是诸侯国，滇王非诸侯王，而是保留了原来的国号、王号，政治上实际享受“列侯”的待遇。滇国相实质上应该是“侯国相”。
在西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初郡”。“初郡”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平准书》。从字面上看就是“新郡”，“是在汉武帝时期在新获之地所设的汉郡”， “设置’初郡’的时间也有界定(‘汉连兵三岁’)，即公元前111至前109年间。因此超出此空间、时间范围的汉代新设郡，就都不是‘初郡’。……当时之所以对’初郡’有如此严格的限定和区别，不仅与一定时期内汉开疆拓土的进程有关，可能更包含了汉在某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模式在内”。“初郡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汉在初郡内设置了汉郡所应有的各种职官，如郡级的太守，县道的令、长等职官。其二，在初郡地区“以其故俗治”，按当地旧有风俗和制度进行治理，不因其为汉属郡，而施行与汉王朝旧郡一致的汉律和制度。其三，汉王朝在初郡地区“毋赋税”。其四，初郡内的军队主要应由归顺的各民族首领掌管。
从当时中央对滇国的政策分析，益州郡设立后(元封二年，前109年)，应该同时设立了郡守等官职，保持了“故俗”，不纳税，而且滇王还有掌管军队的权利，但实际情况却有一定出入。
汉中央在云南置吏具体情况目前尚未见史书记载，“滇国相印”封泥的出现证明中央对益州郡及滇王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滇相”的设立就是治民兼监控“滇王”之用。滇相的职能从尹湾汉墓出土的资料可参考一二。“侯相为代表的侯国行政系统，完全控制了整个侯国；列侯与家吏不与政事，且家吏系统本身也日益成为监视列侯的工具，这可以从尹湾汉墓出土的有关地方官制的考古资料找到确凿的证据。”
“以其故俗治”应该是一种中央在尊重地方风俗、制度的前提下渐进式改革的一种过渡方式。“滇相”的设立证明了“故俗’最终还是要被“大一统”。石寨山第6号滇王墓出土的“叠鼓形战争场面贮贝器”上，滇王不仅掌管军队还亲身作战。纳税问题从其他史书记载推测滇国或许不纳税或象征性纳税，但当时云南盐矿资源已经正式纳入中央管辖了。其他金属矿作为国家的重要资源是否纳入中央管辖虽无记载，但《汉书·地理志》相关记载说明中央对滇中地区的金属矿产资源是清楚的。
“滇国相印”封泥首先证明了当时滇国内存在以“相”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系统。其次，“相”的设立证明了“滇国”行政体制与中央高度一致，体现了中央对滇国的重视与实施管辖的具体举措。西汉“侯相”的行政权力极大，益州郡是“初郡”，在“初郡制度”管理下的滇国再设立以“滇相”为代表的一套管理体系用来制约滇王，这并不普遍，可能与云南在“夹击匈奴”这一国家重要战略的地位有关。第三，在滇王明智投降的前提下，中央虽赐印、“令其复长其民”，但实质上滇王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请置吏入朝”，目前看来滇相的设立就是代价之一。我们推测史书记载滇王投降后“复长其民”不久，很快被中央架空了。“滇相”的存在可以进一步推测赐印滇王极可能就是末代滇王。
“滇国相印”封泥还补充了云南汉代的驿传史内容，即在公元前104年之前，中央王朝的驿传制度，可能已经在滇国实施了，元光六年(前129年)“南夷”地区设立的邮亭很可能已经延伸到了滇国。
从“滇王之印”到“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证明了中央对待滇国也是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软硬兼施。汉武帝设立“初郡”，政策宽容；保留滇国、滇王称号而予以侯国、列侯待遇；设立滇相进行掣肘等措施，证明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相关政策具有长期性、系统性且措施灵活而务实，卓有成效。

以上只是根据出土材料展开的一点初步分析，更多的史实还得靠更多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滇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缺乏相当数量或系统出土的简牍文字，这与地下丰富的实物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或许在某一天，滇青铜文化的考古会有类似“里耶秦简”式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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